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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驻外教育参赞时完成博士论文

发布时间:2020-11-25 相关聚合阅读:

原标题:担任驻外教育参赞时完成博士论文

孙玲,历任北京二七机车厂附属中学和职工大学教师、教育部考试中心副处长和教育部财务司外资处处长、驻瑞典使馆和驻瑞士使馆教育处教育参赞,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副校长(挂职)。1997年至2003年,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闵维方教授。

我是一名50后。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我的工龄长达44年。我做过教师、事业单位研究人员、国家公务员和驻外教育参赞,阅历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在教育领域长期工作时,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解决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的脱节问题。在许多情况下,研究者缺乏话语权,无力影响决策者;而决策者往往忙于行政事务,缺乏对教育规律和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因而一些决策就可能偏离实际需求,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如何填补横亘在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鸿沟,把研究成果转变为政策和制度呢?

闵维方教授是致力于填补这个鸿沟的杰出海归学者。他努力在如下两个层面搭建教育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桥梁:第一个层面是在高等学校率先招收在职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培养其学习和研究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第二个层面是运用教育经济学原理,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为正在实施的高等教育改革建言献策,极大地推动了改革进程。例如教育部实施的非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政策是闵老师根据成本补偿理论提议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高校扩招、学生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又是闵老师根据内涵式发展理论,建议部里要求高校在提高质量、增强效益方面下功夫。如果说潘建伟、施一公等知名海归在自然科学领域为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做出可喜成绩的话,那么闵维方老师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归佼佼者。

说到我的读博经历,也有一段插曲。由于种种原因,我错过了高考,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的本科教育。为了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我刻苦自学,通过参加统考、加试被录取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又在工作岗位变动、孩子正逢中考的特殊时期,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完成硕士论文拿到了硕士学位。正在家人劝我喘口气歇一歇时,得到了北京大学原高教所在公务员中招收在职博士生的消息,我内心追求知识、乐于学习的心思又活泛了起来。这时一位领导看到我攻读硕士时的拼劲,就鼓励我说:“你是读书的材料,可以去报考。”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我报了名,经过考试被录取为定向培养博士生,开始了一段“累并快乐着”的生活。

闵老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师长,他对在职生的要求一点也不放松。我们大部分的课程都安排在晚上或周末,还有大量的读书笔记、作业和论文要求。闵老师给我们授课时,如果有人迟到,他会一改平时的和蔼可亲而严厉地批评,往往让人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如果缺席课程或不完成作业,闵老师也绝不送“人情分”。在闵老师严格要求的压力下,部分思想准备不足的在职学生自动退出,咬牙坚持下来的更加刻苦努力。大家觉得,我们不仅仅为提高自己的水平而学习,也是在为维护北大的荣誉而努力。除了闵老师亲自授课,他还为我们请来英国剑桥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安迪用英语教授“教育财政学”和“教育统计学”课程,使我们受益匪浅。

我当时读博的初心就是求知,因此在课程学分达到要求后仍不满足,主动选修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以弥补自己经济学基础薄弱的不足。这两门课程有严格的考勤,还有大量的作业和考试。为了学好这两门课程,我借住在所里同学的宿舍,以保证准时参加晚上和周末上午的课程。

在超额完成学分后,进入论文的选题阶段,此时我开始体会到闵老师告诫我们的那句话——“写论文是攻读博士最艰难的阶段”。当时我在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世界银行的教育项目,闵老师希望我结合工作撰写论文,而我非常担心工作中的行政思维不利于学术表达。但闵老师曾经做过世行项目专家,怀有深深家国情怀的他一直想做这方面研究,如果我不做又有谁更了解这个项目呢?经过多次向闵老师请教和讨论论文提纲和架构,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世界银行义务教育项目投资效益研究》。在完成了文献检索和理论框架后,我选择了湖北省的两个项目县做实地调查和访谈,收集到不少定量和定性资料。2001年6月,在我准备着手开始撰写论文时,接到了赴瑞典使馆任教育参赞的任务。记得在机场托运行李时,我携带的论文资料严重超重,被罚款3000元。抵达瑞典后,利用半年时间主要熟悉工作。2002年初开始,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花费三个小时撰写论文。如果哪天晚上因故没有完成写作计划,我的心里都会感到不安。在国外撰写论文困难很多,没有人可以讨论论文思路,寻找资料很不方便,做表格、直方图、饼图都要自己动手。这种孤军奋战的局面也锻炼了自己的独立作战能力。由于紧张劳累,那时我的头发掉了不少。这样坚持了大约一年后,终于完成了15万字的论文初稿。在我2003年年初回国休假期间,顺利地完成了预答辩和答辩。

完成答辩结束休假回到使馆后,鉴于社会上对在职博士有不少误解,我对外保持低调,不太提及此事。时任驻瑞典大使邹明榕鼓励我说:“外交口2000多名中国外交官中,还没有哪个能够在职拿到博士。既然你的博士学位是自己努力得到的,就应该理直气壮印到名片上去,这对你的工作有好处。”果不其然,由于博士在国外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瑞典的高校学者和政府官员,包括一些老朋友,得知我获得博士学位后,都对我更加尊敬友好,我开展工作也更加顺利了。

博士学习结束后,虽然我没有继续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但是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使我的逻辑思维、学术思辨、信息收集处理、软件运用、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对于我在对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有极大的帮助。例如,当有瑞典人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问题很多时,我会用“时空观”的逻辑回应道:“瑞典过去女性也没有选举权,后来社会制度在长达200年和平年代发展完善起来,你们像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而中国改革开放才30多年,就像一个迅速成长的青少年,难免会有营养不良和生长疼。你们应该看到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给我们以发展的空间和时间。”这样的观点对方一般都可以接受。与国外人士就中国国情进行交流时,经常在得到赞扬的同时会听到一些批评。我们有些人,一听批评就给予反驳,甚至掩盖或否定问题,其效果适得其反。在“基于事实得出结论”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地承认问题、面对问题,并认真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前景,这样就能够被对方接受并引起共鸣。在参加外方组织的研讨会讨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时,我也谈到存在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和城乡差距加大、能源利用效益较低等问题,由此引出中国政府的“绿色GDP”计划,说服力就比较强。在国外参加会议时,我每次都独自制作PPT,并争取脱稿演讲,积极与听众问答互动,改变了中国官员低头读稿、读完掉头便走的刻板印象。

有幸在著名学府师从闵维方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财富,也是我这个没有正规大学本科学历的“职场小白”努力到达的人生高峰。2017年和2018年,我受邀为苏黎世大学中瑞合办的硕士项目,用英语讲授“谈判的艺术”和“谈判与外交”两门课程。如果没有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和驻外工作的实际历练,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8. 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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